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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5日，一则人事任命悄然挂上官网，吉训明院士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但在经历了数月的舆论风暴后， 这个名字的分量，已截然不同。此刻接掌协和，意味着什么，外界正拭目以待。
而关于协和的记忆深处，住着一位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识的前院长，顾方舟。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
他为一代协和领导者确立了坐标：他们的使命，是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解决最棘手的健康难题。
彼时，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正在中国的儿童中间肆虐，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病毒学家顾方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面临着一个新生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现实。
美国科学家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的死疫苗，安全性高，但工艺复杂、价格昂贵，且需要注射，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接种成本，都难以承受。
另一条路，是苏联科学家萨宾（Albert Sabin）偏向的活疫苗，它使用经过减毒处理的活病毒，药效更强、成本极低，且可以口服，但其安全性在当时仍存在巨大争议。
经过无数次实验，1960年底，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对人体的安全性，尤其是对儿童的安全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在那个没有严谨伦理审查流程的年代，科学家们只能用最原始、也最决绝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成果。
为了拿到第一手数据，顾方舟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无法想象，也绝无可能被批准的决定：
那是一条横亘在科学伦理与公共利益之间的钢丝，是一位科学家在极端压力下，将自己的骨肉置于天平之上的一次献祭。
这颗后来被亿万中国儿童含在口中的糖丸，其最初的甜味里，混合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况味。
如果说顾方舟的战场在实验室，敌人是凶猛的病毒，那么黄家驷的战场则在会议室和时代的洪流中，他要对抗的，是无形的：
1933年，他从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深造，成为世界顶级的胸外科专家。
1949年后，国家对医疗人员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以缩短学制、注重实用为导向的全国性政策。
协和源自美国的八年制，耗时长、投入大，在那个强调多快好省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批判为脱离群众的：
1959年，以原协和为基础的八年制中国医科大学得以恢复，黄家驷亲任校长。这是他为协和筑起的第一道防线年降临。
文革期间，协和所代表的一切精英主义思想都成为被攻击的靶心，学校再次被迫停办，黄家驷本人也受到残酷迫害，和张孝骞一样被关进牛棚。
但黄家驷的抵抗转向了内部，转向了更为坚韧的方式。他与流散各地的学生保持联系，为他们寄去书籍，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学业。
据其学生回忆，他甚至曾当面向周恩来总理陈述，为那些学业中断的学生争取回炉再造的机会。
风暴过后的1977年，在一次决定中国科教事业命运的座谈会上，黄家驷再次站了出来。
他与包括张孝骞在内的其他资深科学家一道，紧急呼吁挽救被耽误的一代学子，提议从文革前入学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者继续深造。
他像一座堡垒，抵御着外部风暴的侵蚀，确保了中国最顶尖医学人才的培养链条，在一次次政治浩劫的冲击下，没有彻底断裂。
从免疫学家巴德年，到分子生物学家刘德培，再到肿瘤学家曾益新，他们是各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是典型的：
在他们任内，协和稳步地与国际科研体系接轨，发表的论文数量与日俱增，获得的国家级奖项也愈加丰厚。
在公众视野里，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协和似乎正沿着一条现代化、专业化的轨道平稳运行。
威胁不再来自外部清晰的敌人，而是源于时代洪流的冲刷下，肌体内部逐渐显现的裂痕与病变。
王辰院士，正是那位 试图以大刀阔斧的行动，重塑这所百年老院未来走向 的关键人物。
这一举措，被宣称旨在快速隔离大量轻症患者，切断社区传播链，为定点医院集中资源救治重症患者创造条件。
但其在隔离环境下的管理、交叉感染风险以及对患者心理的影响，也使其在国内外饱受争议。
这位出生于山东德州的呼吸病学专家，将他的 改革魄力应用到协和自身的教育体系时，却最终暴露出深层的内部病灶。
该模式旨在招收已在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完成四年本科学业的非医学专业优秀毕业生，直接攻读医学博士，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人文与科学基础的复合型医学领袖。
董某某申请入学时，本科成绩单中4门课程共计16个学分为伪造，由其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处长的姑姑一手操办。
其博士学位论文与同年毕业的一名硕士生论文高度雷同，构成严重抄袭，同样由其姑姑向导师打招呼获得。在临床实习期间，她作为实习医生，违规参与了需要主治医师级别才能操作的四级手术，背后是家族请托与主任间的：
王辰试图建立的精英教育新堡垒，最终没有抵挡住来自内部的、以裙带关系和特权思想为名的病毒的侵蚀。
如果说王辰的失败，是一次宏大改革遭遇现实引力的结构性溃败，那么另一位院长的风波，则揭示了另一种更微观、也更基础的病变，即科学诚信的动摇。
同样来自山东的他，1990年于第二军医大学直接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即晋升为教授。
他是一位极其高产的免疫学家，以通讯作者身份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超过：
他的职业轨迹，从军医大学副校长，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再到南开大学校长，最终进入国家卫健委高层，成为一名：
2019年11月，国际学术监督网站PubPeer上，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博士开始发布她的发现。
在曹雪涛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中，存在大量实验图像不当使用的问题，例如流式细胞术图和蛋白质印迹图的复制和修改，被网友通俗地称为：
质疑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涉及的论文超过60篇，发表时间跨度长达15年以上，贯穿了他在不同机构任职的时期。
当这场风暴将他置于聚光灯下，人们开始回溯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并发现了更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早在1989年，当他还是硕士研究生时，就曾与导师合著过一篇题为《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机理的实验研究》的论文。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 气功热的顶峰，当时社会各界乃至部分科学界人士都对人体科学抱有极大热情和探索兴趣。
这篇早期的论文，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学术污点，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特殊思潮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它与40年后那些被质疑用PS修改的、发表在国际顶刊上的精密图谱，共同构成了他科研生涯中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2021年1月，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机制公布了调查结论。
结论的措辞经过了精心的校准，未发现造假、剽窃和抄袭，但明确认定图片误用的问题确实存在，反映出：
这是一个精确的官方定性。 它将持续多年的、系统性的学术不规范问题，定义为一种管理层面的疏忽。
除了在工程院内部进行通报批评之外，还被取消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处罚期均只有：
在以项目、资金和论文产出为核心指标的大科学时代，产出的规模与速度，似乎拥有了比过程的绝对严谨更重的分量。
以顾方舟、黄家驷为代表的上一个世纪，协和的敌人是清晰的、外部的，是肆虐的病毒，是动荡的政治风暴。
他们履历光鲜，手握重权，试图用更宏大的改革、更高效的科研产出来延续协和的辉煌。
这些敌人，是裙带关系对程序正义的渗透，是学术KPI压力下对科研诚信的漠视，是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的风气对医学精神的侵蚀。
旧时代的道德武器似乎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的病症。 因为这些病症并非源自个体的沉沦，而是从滋生它们的土壤中蔓延开来。
宏大的改革蓝图，最终沦为特权的通道；惊人的论文产出，其根基却被发现并不坚实。
如何修补那些在21世纪的压力下被彻底暴露出来的结构性漏洞，并重建一个能有效抵御功利主义侵蚀的内部秩序。
